标 题: 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中心20年纪事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Mon Apr 2 04:06:02 2007)
３５年前，中美两国公布联合公报；７年后，两国正式建交；又７年，一个中美民间学术机构在南京成立，用２０年时间凝固了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诸多特别岁月，成为两国关系的“民间样本”。封闭的天井院落，全透明的建筑外墙，５０名中方学生与５０名美方学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和媒介的课程，来自美国名校教授的全英文教学——不少南京本地人将这个学术机构称为“中美合作所”。
自１９８６年成立，近１７００名学生毕业于此，最初定位为培养中美外交人才的“黄埔军校”，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毕业者已经遍及中美外交、政界、文化、贸易、法律、媒体、咨询各领域，目前“外交职位排行榜”最高的当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
在２００７年，一个研究机构的历史，恰巧契合了中美关系二十八年来的风云变幻，这种“巧合”是一个学术机构的幸运，成就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民间“学术实验室”。
“中国是否将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国家还仅仅是一个出产各种物品的国度？……探讨这些是中心存在的意义。” ——现任中心美方主任戴博
现任中美中心美方主任戴博，已在任６年，在他正式接手中美中心三天之后，９１１事件爆发。此后的年份，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中国的ＳＡＲＳ大流行……诸多非正常事件在其任内发生。
２００４年，为了躲避ＳＡＲＳ的余威，中美中心“举家迁往”美国夏威夷一年。“这个中心为何而建？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是否将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国家或仅仅是一个出产各种物品的国度？外国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反应？探讨这些都是中心存在的意义。”戴博说。戴博认为，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就像亲眼目睹罗马帝国的崛起或是大英帝国如何强盛，这是一个非凡的经历；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学生享受学术自由，具备质疑精神，是中美中心的宗旨。
中美中心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中美关系波云诡谲的诸多历程：１９８９年、入世之争、最惠国待遇僵局、海南撞机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等等。在这些年份，许多中美的交流项目都受影响乃至叫停，其中甚至包括中美之间交流的官方皇牌项目——富布赖特项目，惟有中美中心２１年持续运转至今。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学年，中国正经历着ＳＡＲＳ带来的前所未有考验，作为一个初始的公共卫生事件，ＳＡＲＳ迅速在全国乃至全球扩张其民主、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上的影响，即使在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年份，中美中心丝毫没有终止的迹象，但是在这个“生物”面前，中心一度陷入危机。当时，中心领导决定提前结束学期，促使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当时ＳＡＲＳ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慌正处中期，许多中美双方在读学生担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离校可能感染ＳＡＲＳ，一场中等规模的“外交对抗”在中美中心展开，为争取在中心的滞留权——除非学生自愿，不可迫使学生离校转移，这也意味着中美中心的管理方将承担重大的公共安全压力。最终，学生的争取获得理解，一些学生在中心居住到７月份，直到ＳＡＲＳ成为“不可穿鲁缟的强弩之末”，才慢悠悠地离开南京，这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美中心问题解决案例。
２０年来，当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其影响往往迅速蔓延到中心，中美双方的学生总是在某个时刻感觉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代言人，但是最终这种“泛外交”的姿态很快会消除，中美学生最终会回到自己的“民间”身份，用谈话、交流、沟通、坦诚来解决一切隔阂和问题——这正是中美两国需要的解决问题智慧。
谈到中美关系民间对立最为明显而激烈的事件，前任中美中心美方主任高倩倩谈到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在１９９９年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当中，中美学生情绪都异常低落，人群观点出现分野，都倾向各自的祖国，有几天情绪相当紧张。之后，学生自发组织开会，全部学生参加，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哭了，大家非常情绪化，但都彼此倾听。” 前美方主任在北京接受校友采访时说道。“可以这么说，在我知道的当时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哪里可以真正做到这点，双方坐下彼此倾听，这点使得这个中心尤为独特。”高倩倩说。
在中心的多位中外方管理者看来，中美中心在中美两国出现重大事件时表现出来的沉稳和建设性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在采访中美中心的多位管理者和校友时，他们多次表达出对这种“精神气质”的重视。
一个学术机构：其体现两国关系的样本性从何而来？发生在一个中美合作办学机构中的案例，许多人或许认为其意义过于狭隘，应该仅限于学校小范围内部那些当事人本身，但是如果将中美中心重新对照地放入当时中美关系的时间标识中，其意义就不同。
１９８９年之后，中美两国关系走进寒冬，人们或许还记忆犹新，当时关于中美两国的新闻是没完没了的互相谴责，即使是当时出版的美国新闻教科书都带有明显的１９８９色彩——现在各大书店热卖的由美国教授孟彻编写的新闻写作书，在当时的版本中加入了大量关于中国１９８９年的事例。
但在１９９０年，中美中心仍在“营业”，来自美国本土和中国本土的学生继续坐在一起研究对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依然保持着高效的互动，这种沟通和交流在当时的中国尤为可贵。任东来教授是研究中美关系、美国宪法方面的专家，也是中美中心聘用的中方教授，他毕业于中美中心“黄埔一期”。
“试想下２０年前，拥有一个２４小时空调的办公室、电话、丰富的原版藏书和学术期刊、美国教授就住在你的隔壁、时常进行的高质量学术讲座，这是个什么概念？”任东来教授在中心毕业后不久便留在中心成为老师，中心的经历整个改写了其学术人生。“一直以来，来中美中心进行讲学和交流的不乏政治、文化影响巨大的中美两国名人，如老布什、福山、鲍大可等，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政治家。”任东来说。
在中美关系建立的最初以及若干敏感的年份，上述的这些交流和接触在专家眼里看来都具有特殊意义。当然，经历了２８年的互动，中美关系确实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复杂阶段，正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主任陈东晓对中美关系作出的判断：北京和华盛顿双方判断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中美关系的互动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双边关系不断超越双边，影响到地区、地区次区、全球次区；同时中美关系正经历一种深度互动，局面愈发复杂。
“原来在中美关系中起到压舱石和稳定剂的许多因素都在变化，许多原先具有破坏性的因素转变成一种建设性因素。”陈东晓说。这种趋势如果用戴博的话来概括就是“中美关系正处在经历一种稳定、多元，同时又有些无聊的阶段”。在戴博看来，中美关系越是动荡和纷争，中美中心越是能体现其价值，因为凡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和拐点，中美中心的学术研究、学术讨论就愈发活跃，中美双方师生的动态愈发明显。
“现在的学生有些物质主义，他们一般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找一份好的工作，美国学生常在宿舍里看各种美国本土的肥皂剧，学生不像以前学术上那么兴奋，但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还是有的。”戴博说。中美中心至今仍然保持着一份颇具特色的课程设置方案：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政治学、美国合同法、西方法哲学与法律史、中美外交传统、博弈论、国际关系、美国媒介与文化、美国历史细读等，除此之外，中美中心安排了诸多顶尖的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
任东来认为，中心毕业的许多学生直接参与到中美两国的外交过程中，不仅是向上，而且向下，更多的学生在民间层面帮助两国公众了解中美关系以及双方的复杂性，遍布中美各界的毕业精英正间接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几乎在每个学年，中美中心都会有自己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例如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中美学生自导、自演曾风靡美国的戏剧《阴道独白》，在当时的中国这是首次介绍该女性主义戏剧名作的尝试。
当时在中美中心的礼堂，来自各种学科背景的中美学生在舞台的高脚凳上用英文直接演绎《阴道独白》中的各种角色，在演出之后，有美方学生采访组创人员，写作文章直接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投稿。现任中方主任黄成凤为记者列出了一个中心毕业去向的简略列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亚洲华尔街日报、洛杉机时报、纽约时报、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从这些简单列表可以看出一个学术机构已经彰显的影响力。
２００６年，南京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在中美中心设立两校联合硕士学位，培养从事中美两国事务和国际事务的高级专门人才，硕士学位的学科分类为法学、专业为国际关系。黄成凤介绍，美方的教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等知名高校，中美中心旨在培养学生讨论和解决政治、经济、历史、外交、法律等领域的问题，对未来工作环境的中外不同文化前提、战略战术和话语风格更加了解。
“中美中心独立于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波动，始终保持其学术性，不为权动、不为政治形式所干扰；不为经济所动，不为赢利，这些最为独特。在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的时刻，中心学会避免使学生成为‘外交团体’，而保持‘学术团体’特性，看清楚前行的路，最大程度降低外界的干扰，使国家关系成为学术课题，转化为理论上的讨论。”黄成凤说。
机构改变个人命运 继而影响中美互动为写作此稿，记者特地来到上海和南京，特别想专访中美中心校友、现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以其经历带出一个机构对个人外交职业生涯带来的影响，但是被婉拒。在从非官方的校友渠道得知他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政府的助理国务卿时，这种采访的挫败感降低了，毕竟受访者处在一个重要发展节点，而且与中美关系更为密切。在那些中美中心的体验者看来，中美中心的意义实际上不仅是一所学校，它的办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了相当大的关联度，从中毕业的学生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愈发走向深度互动的直接参与者。
中美中心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校友殷朝安在谈到中心的影响力时说到，“中美中心成立２０年，其毕业生或攻读博士、或移居他国、或从政、或经商；都已成为中国、美国、其他国家著名大学的教授、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外交机构的高级外交官、中美著名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中美贸易公司的创办人。”
“对于中美中心的学习经历，我称之为‘全面的收获’：不光获得某些知识，而且还是新观念、新方法、新技能上的收获；从现在来看，最主要的收获甚至不是知识，而是新思维、新思想、新方法、新交往艺术等方法论的收获。”在接触更多中美中心往届毕业生时，记者发现这个群体都有种向上的气质，从其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以看出一种求新和执着：校友蔡志诚，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毕业后，为《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工作，之后创办《环球商业评论》杂志，现为知名网络视频网站ＭＯＦＩＬＥ的营销和运营总监；校友周军，毕业后完成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任安徽桐城市挂职副市长；校友叶茂，毕业后在完成武汉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的同时，在国内率先发起“复兴汉服运动”……任东来说，“从课程设置上看，创办第一年外教中政治学背景的２位、历史学背景２位、经济学１位，后来增加了更多的法律方面的专家，目前已经有２位。学生中具有法律背景的目前已占所有学生的１５％。折射出同期的中国从经济建设到法治建设的迈进。”
对于中美双方互动的新趋势和方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界的国际化，它们将在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同时带去更多中国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的人口都是１９７９年美国建交之后出生的，这个群体的教育水平、个性、自由度方面已与世界融合，未来中美的文化交往将走向深入。
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中美中心“培养外交家”的有效性，因为目前两国外交界高级官员中尚乏中心毕业生的身影，这对戴博来说并不是什么坏消息。“首先这种预言为之过早，再者现在的中美关系非常多元而分化，非政府组织、记者、学者都是这种关系的贡献者。”
（新华社记者周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