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美中心学习的那一年

我在中美中心学习的那一年
尹朝安（1988-1989年“中心”校友）

在南京中美中心师生都为2007年6月即将举行中心成立20周年活动而忙碌的时候，我们这些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接受过中国特殊历史“洗礼”、后来经过中美关系变化的那一届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中美学生，有机会被校方邀请，畅谈当年的情景，以及那一年对于我们后来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对于中美两校的主办方能够历史性地总结过去21年来伴随两国关系发生的变化而出现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曲折离奇的历史，为更好地开创未来，实现创办世界一流的文化交流中心这个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从战略背景来看，在世界冷战尚未结束、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的背景下，中美两校能够站在促进、维护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的角度，选择建立这样一个高层次、带有半官方、浓厚民间的有关中美文化研究、教学交流的学术机构，实属具有明显的超前、前瞻性、超越时代和现实政治分歧，融合不同文化背景、开创性的大胆、远见卓识的举动。“中心”之所以能够从开办初期的困难，经历多次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而且经过调整，仍然具有活力地生存、发展、壮大到今天，就说明其当初决策的正确和运转机制所具有的内在活力。前后20届经过“中心”洗礼的1000名中美学生（包括国际学生），奋斗在中美（外）的各条战线上，大多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中流砥柱，或者精英、领军人物，就是明显的证据。

其次，从我们每一个经历过“中心的那一年”的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也证明了那一年对于我们每一个学生的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就拿我们同一届的中美同学来说，当时入学的时候，大多数都是20多岁的大学以上程度、从事研究生学历、某些已经从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或者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外交的青年知识份子。虽然经历过曲折，经过不到20年的努力，大多数都成为政、商、学各自行业的佼佼者。比如，多数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完成硕士、博士学位，或者移居他国，或者留在国内，都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其他国家著名大学的教授、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外交机构的高级别外交官、中美著名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贸易公司的创办人。 在当时，中国正在走向开放，尚未完全开放的年代，对于每一个中国同学来说，直接出国留学，非常困难。选择“中心这个不出国的留学”，相对于大家都挤“独木桥”，方便、便捷得多。实践证明，“不出国的留学”，可能比直接出国留学，收获还多，因此，我成为“全面的收获”：不光是获得某些知识的收获，而且还是新观念、新技能的收获。某些中美同学还顺便得到爱情的收获。学习、生活两不误。中国同学之间，美国同学之间，美国同学与中国人之间，发生了恋情，促进几对跨国婚姻的产生。这对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无疑是具有裨益的。

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从事的专业、个人习惯、爱好也不大相同，因此，刚开学的时候，中美师生总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某些摩擦、或者冲突。比如，美国同学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可以自由发表看法，比如，把中国的“外交部”说成“交外部”，贴上黑板报，讽刺中国的政治部门、人物或者话题。而我们中国的同学就认为他们干涉中国的内政，接受不了，对美国同学的做法提出批评。双方为此争执、吵架。后来，经过老师的调解，两国学生观念上的冲突算是平静下来。尤其值得提级的是，下半期爆发的全国性的游行事件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同学在政治观念上奇迹般地变得相互理解和配合默切。直到学期结束，两国同学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话题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后来发生中国使馆被炸（1999），飞机被撞（2001），我们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相互理解对方。 今天谈论这些所谓敏感的话题，历历在目，感触深刻：最初爆发的某些观念上的冲突、不理解，通过突发事件的影响，奇迹般地达到和解和理解，甚至默切、融合的程度。

我的理解是，首先我们都是人，具有共性。对某些同样的问题必然具有同样的看法。其次，即使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别，但是，我们也具有某些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而且在为之奋斗。某种程度上的“战斗友谊”在我们中间延续到了今天，以至于今天每当我们提起在中心的那一年，回忆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我们都非常感触深刻，记忆犹新。经过当年的运动洗礼，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例如，中外文化的差别、多样性、彼此的宽容、相对的独立个性、平等、个人尊重、个人隐私，自信、自己负责、团队协作、塌实，等通过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大家的心目中得以确立、形成和巩固，成为我们后来各自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8年，我进“中心”学习，那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指导老师的教学安排。按照师兄、师姐的惯例，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第一年是打好语言的基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加洲大学洛山基分校举办的英语语言培训中心学习一年，为第二年顺利过“中心”关铺垫。经过中心老师的考核，我顺利过关。1988年9月，我来到南京中心。由于当时我没有参与竞争奖学金的压力，我过得比较愉快。我当时的职业规划，就是按照原来的步骤，实现原来的计划。不象有些中国同学，为了竞争有限的奖学金名额，后来搞得人际关系紧张。这也是我后来与每个同学都保持良好联系的原因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中心的那一年，比较幸运，遇到历史上特殊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事件，不仅丰富了我们当时的学习、生活，而且对我后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全面的巨大的影响。经过那一年的“洗礼”，我们在各方面都成熟了，尤其对于涉及政治的复杂态度，变得更加理性；对于从事学术，更加严谨，逐步步入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道路；对于美国同学与我们的友谊的理解和把握更成熟了。当然，对于美国人、美国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理性了。相对与很多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对外国，包括对美国的理解、认识是深刻多了，成熟多了。

后来我没有走上国外留学，而是在国内就走上学术与国际化生意相结合的道路，同时与在中心的那一年的学习生活的收获都密切相关。首先，1990-1993年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事业单位工作，1993年下海打工，由于我具有独特的语言交流和与美国文化交流的优势，每当我在国内单位发挥不出来自己的特长的时候，我跳到外企工作。1994年我跳到西班牙的公司工作，如鱼得水。当年就被派到西班牙工作。实现了首次出国工作之梦。后来，由于上述优势的发挥，我深得外方老板、同事的认同。在那里工作了8年，做了许多有关中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工作，直到2001年9月。1999年，我又通过悬殊、激烈的招生比例，不用复习英语，就顺利战胜许多在校生，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世界经济的博士学位。在使用英语的面试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余永定给与我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英语水平是：“more than enough”。直到2002年7月顺利完成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到商界，继续走学术研究与商业相结合的道路。 2003年，自己开办独立的咨询公司以来，与来自各国的外商打交道，一直很顺畅。每当我与国内的同仁、国外的朋友、客户讲起在中心的这些经历，他们都感觉独特、亲切，特别能够理解。

我告诉他们，“中心”的一个特点就是跨文化的接触和理解方面，采取非常人文化的教学管理方式，中美学生是合住在一起，相对封闭式教学，自由选课，集中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尽量融合，而不是象大多数学校，由于某些原因，中外学生被人为的分开，“各自为政”。其中，不乏“中心”和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联谊活动，丰富学习的内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两个学习中间休息期间，中心安排到北京和江苏的出游，可以叫“游学”，对于加深中美同学对同样问题的了解、相互友谊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我认为，“中心”的这些特点一点都不能丢，应该继续保持，发扬光大。他们说，与那些留学归来的众多海归相比，我们一点不比他们差，而且，在某些方面，尤其是中外差别的理解和融合方面，比那些“海归”还强。 由于有了在中心的那一年的特殊经历，我在与别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时候，一点都不怵，非常有自信心。十多年来，我都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跟上时代的潮流，同时与中美同学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正在走在实现自己职业规划理想的成功之路。可以说，那一年是我们许多同学人生中、我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2006年12月21日。北京